由北大“进德会”的戒条所想到的

耕耘三尺有天地

奉读唐宝林先生《陈独秀全传》，载言：“1918年1月19日，陈独秀加入蔡元培发起组织的“进德会”。该会入会标准是，甲种会员：不嫖、不赌、不娶妾；乙种会员：再加二戒，不做官吏、不做议员；丙种会员：前五戒外，再加三戒，不吸烟、不饮酒、不食肉。6月，进德会选举评议员，蔡元培212票，陈独秀152票，章士钊111票，王宠惠81票，沈尹默、刘师培31票当选。”
进德会是蔡元培发起的以增进德行为目的的知识分子团体。蔡元培看到当时政、学各界“私德不修,祸及社会”，而力图通过增进人们的德行以改变社会风气，于1918年1月，在其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发起进德会，《北京大学日刊》上发表了进德会宣言。同年5月末，进德会正式成立。北京大学各科学长、著名教授以及一些主要行政人员大都入会，教员、学生也纷纷响应入会。

我所知道的蔡元培先生聘任的北大教授有胡适、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、辜鸿铭、刘师培、梁漱溟、刘半农、周作人、钱玄同、黄侃、刘文典等等。

我所知道的当时北大“新潮社”的学生有傅斯年、罗家伦、顾颉刚、何思源、俞平伯、郭绍虞、孙伏园、张申甫、叶圣陶、冯友兰、朱自清等等。

对比“进德会”的戒条与皆是一时之选的师生的道德文章，确是不成比例的反差强烈。

于是，深有感焉。

马克思说：“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。”人之自律对道德养成具有重要作用。提升道德修为的过程就是人们在道德品质、道德意识等方面进行自我改造、自我锻炼和自我培养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没有高度的自省意识和自律精神，没有严于解剖自己的决心和勇气，是不可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升华的。孔子强调“为仁由己”，认为一个人能否从善立德、成贤成圣，关键在于他自己的选择和努力。高尚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反复的斗争过程，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炼和坚持不懈的修行，才能达至理想的道德境界。

康德说过：“有两样东西，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，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、有加无已的敬仰和敬畏：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。”一个心存敬畏、具有理性自觉的主体，才能摆脱外在的诱惑，不断锤炼个人的意志力、坚忍力、自制力，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底线，在自我抉择中严于律己，在自省自查中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。北大先贤们的道德自律，足可为我们后辈敬仰。

道德是可以分层次的。每个社会里都有一些人有着很高的道德追求，如中国古代儒家的一些人以道德高尚、品格完美、成为圣贤作为他们人生的最高乃至唯一的精神追求。但现在随着社会的平等化，大家的价值追求也可以多样化了。比如许多人没有很高的道德追求，不想做圣人，但也不去害人，只求一生本本分分赚钱，平平安安度日，这也是无可非议的。但只要你是一个社会的成员，你就必须履行某些义务。不管你是什么信仰、追求什么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，也不管你多有权、多有钱或多有名，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你是不能丢的，某种做人的底线你是不能退的。

同时，道德只有进入到现实生活中，只有现实地转化成我们的行为、德性、人格和生活，才能实现它本来意义。道德既是“由外而内”的将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德性，又是“由内而外”将内在的道德德性外化为个体的道德行为。我们在强调道德意义的同时，也要强调道德应当是平等和适度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所要建设的道德并不是可望不可及的，不是要所有人都成为圣人的道德，不是要求人们追求尽善尽美的道德，而是每个人作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都应该履行的义务。这种道德主要用来防止坏的行为，而不是用来塑造优美高尚的人格。比如，“进德会”的戒条就是这样。

道德评价简单易学，人们几乎不用付出金钱与时间成本就能够进行，正如此因，几乎人人都拥有成为口头道德卫士的能力。在当下的网络上，许多网民只看新闻标题便跟帖评论，对事实真相并没有多少兴趣，并以此来发泄个人道德上的好恶，这种道德评价的偏好和过剩现象其实是一种道德泛化。相较于“进德会”审慎的评议员制，这种道德评价的泛化实可为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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